本文转自晓丽有话说，来源：10月19日《文汇报》 ，作者： 徐锋华
不同的中文名
史沫特莱与欢迎她的军事小组
1928年底，史沫特莱作为德国《法兰克福报》特派记者前往中国。在北平时，她特意制作了名片，正面印着“德国弗兰福特报记者斯美特莲”，背面用英文印着“Correspondent,Frankfurter Zeitung,Frank Fustalm,Germany”，她在北平访问胡适时就用的这名片。
而她的中文名字“斯美特莲”，是诗人徐志摩根据她英文名字的汉语发音译取的。在北平一家“平时接待贵客”的烤鸭店，徐志摩等一帮中国朋友请她喝酒和品尝烤鸭。史沫特莱回忆：
（徐志摩）要来了纸张、擦子和墨水，开始为我构思一个中国名字。我不喜欢“梅花”或“荷花”之类的名字。最后，他给我取了一个中国旧式家庭的姓——“石”，还加了两个音节——“美林”。当我拒绝后者时，他只是把这个名字拼成拉丁语“Shih Mei Di Li”给我听。
“斯美特莲”看上去很富有诗意，但显然与史沫特莱的个性不太吻合。
史沫特莱题赠鲁迅的德文版自传体小说《大地的女儿》
在上海，史沫特莱结识了鲁迅、茅盾等人。1929年冬，史沫特莱拜访鲁迅，而《鲁迅日记》中将其记载为“史沫特列”。1936年秋，鲁迅病逝，她以“史沫德莱”列名“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”。
宋庆龄的英文秘书
史沫特莱曾以《法兰克福报》记者身份拜访宋庆龄，并赠送出版不久的《大地的女儿》，扉页上题写了一段赠词：
送给宋庆龄同志，我无保留地尊敬和热爱的一位忠贞不渝的革命家。——1929年9月17日于上海，艾格尼丝·史沫特莱。
史沫特莱没有尊称宋庆龄为“孙夫人”，而是称呼为“同志”，从这个细节可看出史沫特莱与宋庆龄的另一层关系。
1933年2月，史沫特莱（左一）和鲁迅（右一）、宋庆龄（左三）等与来访的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（左二）在上海合影。FOTOE/供图
1932年12月17日，宋庆龄与蔡元培、杨杏佛等发起组织成立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”，宋庆龄被选举为主席，史沫特莱担任她的英文秘书。
史沫特莱虽然并非同盟的正式成员，也不在“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”之列，却是公认参与组织活动最为积极的国际友人之一，作为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参加临时执委会的全部活动，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。
1933年1月17日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立，史沫特莱以“斯沫特利”之名成为上海分会会员。
1933年2月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中国笔会的名义邀请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来上海，史沫特莱参与接待，并发表文章《萧伯纳过沪谈话记》，署名“镜涵”。
以营救牛兰夫妇为契机，1932年1月13日，美国人伊罗生和史沫特莱在宋庆龄的帮助下，在上海法租界创办英文周刊《中国论坛》，政治倾向上与中国共产党人比较接近。
《中国论坛》创刊后，史沫特莱、陈翰笙、弗兰克·格拉斯、乔治·肯尼迪等都以大量化名稿件为刊物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。
史沫特莱最受注意的作品是与伊罗生合撰的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五年》（1932年5月15日）。这是一份详尽的国民党统治控诉状，抨击了蒋介石政府从1927年至1932年对中国革命者的镇压，激怒了国民党当局。
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与当时上海市长吴铁城的共同施压下，1932年7月，《中国论坛》被迫停刊。
可能是史沫特莱没有使用笔名，再加上她经常在《法兰克福报》上发表抨击国民政府的文章，国民党方面设法向德国有关方面施压，使她失去了《法兰克福报》记者的职位。
左起林语堂、鲁迅、宋庆龄、史沫特莱
1934年，在宋庆龄领导下，史沫特莱开始筹办《中国呼声》。《中国呼声》于1936年3月创刊，主要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。史沫特莱化名“R.Knailes”（奈尔斯，Rusty Naile，意为“锈铁钉”）、“劫”等为《中国呼声》撰稿。
那时，宋庆龄常以“迷你哈哈”（Minniehaha）的绰号称呼史沫特莱，有时在正式场合也不改口。可以比照的是，对同样是亲密战友、而且相识更早的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，宋庆龄却从不亲热地直呼绰号，而是称作“亲爱的安娜·路易斯同志”或“亲爱的斯特朗小姐”。
战地记者
1937年春，史沫特莱应邀访问延安，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中就中日问题和西安事变对其进行访谈。
在中共的内部文件中，她的名字显示为“史沫特列”。而在毛泽东写给埃德加·斯诺的信中，则称呼她为“史沫得列”。
随后，她在战时出版社刊行的《八路军的战略与战绩》一书上，发表文章《西北战场上的八路军游击战》，署名为斯曼特莱。
后来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报纸报道她时多写作“史沫特莱”，从那时起“史沫特莱”就成为她的通行中文译名。
1937年史沫特莱与毛泽东和朱德在延安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史沫特莱遵照毛泽东的建议，成为八路军总部的第一位外国随军记者。作家舒群当年作为随军记者伴随史沫特莱在八路军总部、朱总司令身边度过一段难忘的岁月。他回忆说：
我和周立波随同史沫特莱一起行军，一起进行战地采访和战地救护工作……经常是我和立波在一天疲劳行军后鼾声大作，但一觉醒来，史沫特莱却仍在昏暗的烛光下飞快地按动打字机的键盘……
1938年，史沫特莱（中）与周恩来（左二）、路易·艾黎（左一）等友人在武昌合影。FOTOE/供图
从1938年7月起，史沫特莱担任英国《曼彻斯特卫报》的正式特派记者。到10月中旬武汉沦陷的三个月时间内，史沫特莱撰写了50多篇新闻报道，向世界介绍武汉以及中国的紧张局势。
1940年初，史沫特莱和《渔光曲》《卖报歌》的词作者安娥一起访问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，写下激动人心的报告文学。
朱德和史沫特莱
1950年5月史沫特莱病逝于伦敦，遗嘱中要求把遗物送交朱德，以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葬礼歌，希望把她的骨灰葬于中国。
一年后，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莞股票配资，墓碑上镌刻着朱德写的碑文：“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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